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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人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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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3.20

北大,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人人向往。

我在20岁那年,即1960年,曾报考了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被录取,步入了这座殿堂。不过,8月31日报到,10月19日离校,全部在校时间仅仅51天,实实在在是一场昙花一现的梦。

那么,梦境是怎样的?为什么如此匆匆地结束了?

个中原委,唯独我这个当事之人自己知晓。数十年转眼过去了,我在父母、兄弟、亲友、同学和妻子、儿女面前,虽然免不了偶尔流露过三言两语;而完整的经过,以及事发当时的心路历程,却从未对任何人谈起过:在前期,因为事关政治,多说一句,或许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尽量回避;在后期,由于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连我自己都觉得昔年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是近乎离奇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讲出来也未必有人肯相信,那又何必去讲呢,所以始终压在心底。如今,七十多岁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苦于时光无法打发,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把久已懒惰成性的脑细胞调动起来,翻找出了当年留存至今的北大梦。

北大开设西班牙语专业,1960年是首次。其前开设本专业的,在全国范围内仅有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家。由于上一年发生了古巴革命,社会主义阵营壮大了,古巴及整个拉丁美洲都是讲西班牙语的,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需要,北大的本专业遂应运而生。

其时建国刚刚过了10年,各项事业突飞猛进;而教育事业,1960年是在发展方面达到高峰的一年。为了迎接高峰的到来,国家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我所就读的齐齐哈尔市第六中学,在1958年,即我初中毕业那一年,根据上级指示,对高一新生开设了速成班,二年制。据说全国范围内有很多学校都是这样做了的。缩短学制,目的就是给1960年高校招生提供足够的生源。我所在的学校分为文史、理工两个班,据说外地有的高中还分了农林医班。当年我是被保送升入高中的,因偏爱文科,主动要求在文科班学习。

1960年,全国有一大批新的高等学校上马,原有的院校也纷纷增设了新的专业。我所知道的,齐齐哈尔市成立了齐齐哈尔大学,由市长高衡亲自担任校长;长春市成立了长春电影学院;北大增设了西班牙语专业(也许还有别的专业),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心理学研究所,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开设了本科班,等等。

那一年,在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之前,我报考了长春电影学院导演系。未果。

其后,我正常报名参加全国统考,志愿表上的第一志愿,便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北大,对文史班的毕业生来说,理所当然是首选(当时清华无文科);而专业,按照当时在自己心里的排列顺序,第一是新闻,为了将来当一名记者;第二是中文,为了将来成为一名作家。可是,新闻专业不对黑龙江招生;中文系呢,据估计,报考的人怕是多得挤破脑袋,不敢去搀和。选来选去,最终选定了西班牙语。

于是,一份超越了自身实有水平的志愿表填写完成,并经过了班主任老师和学校领导的批准。其后,静待考试日期到来。

当初在被保送升入高中的第一个学期,我因学习不知节制,患了神经衰弱,症状是注意力涣散、健忘、失眠。那个时代,治疗本病的西药有艾罗补汁,连续服了数瓶,又服了些中药,算是维持住了;但跟初中阶段比,对各科的学习,都感到空前的吃力,而且效果也大不如前。因是两年毕业,时间短,好歹算是熬过来了;但对高考能否被录取,却是相当的悲观;考了长春电影学院,并非是出于爱好,也非出于某种追求,根本想法是:有门就进,进去了,总比进不去隔在门外强。初战去考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长春电影学院尚且败北,再来报考全国一流的名牌北大,其实就是开玩笑般地撞大运了。

统一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从考场出来,自己估算了一下各科的分数:俄语答的最好,仅是“工厂”一词该用第五格却用了第六格,最多被扣掉一分;古文翻译题也回忆不起来有什么太大的失误。作文,无比幸运的是完全移用了考长春电影学院时所写的自主命题的那一篇,底子好,又经过了润色,肯定不会失分。所不放心的是历史,最不放心的是政治;政治卷子里有一些题,很可能是答非所问,分数肯定高不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分之差即可能决定命运;况且,一方面是北大,难;一方面是本专业招生人数太少,难上加难。总而言之,自己觉得绝对是录取无望了。

因是有这样的阴影在笼罩着,为了换一换环境和调整一下心态,我回到离开了5年的故乡黑龙江省明水县崇德公社集发大队,住在一个远房族兄家。那时,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政治口号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在学校里听到的,都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可是一回到故乡农村,见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

首先是农民普遍吃不饱。

当时城镇居民的口粮由国家统一供给,根据每个居民所从事的不同工种,规定了不同的定量,按月供应;而农村,则是根据所在生产队的当年粮食产量,去掉上级规定的必须上缴的数额,余下的,本队成年社员平均分配,儿童则按年龄分段分配。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毛粮一斤,有的半斤;打粮少的生产队,每人平均可能只有三两二两。总的情况是;绝大多数人家不够吃。(毛粮:方言词,指未去掉种皮的谷物。毛粮不能吃。约一斤毛粮能碾成或磨成八两可吃的米或粉末。)

我的族兄家锅台上放着一个大铝盆,里面盛放着焯好了的野菜,每顿掺在粮食里吃。彼时农村生态环境未遭到破坏,田野里的野菜倒也挖得到。不过,有一种野菜叫灰菜,学名藜。少数过敏体质的人吃了会引发植物日光性皮炎,中医叫面游风,表现为面部发红、肿胀、剧痒,严重的,两只眼睛肿得睁不开。好在一般没有太大的危险或严重后果,停吃后数日,便可自动恢复正常。当地的人都有这种体验。不过,只要是体质不过敏,总还是免不了得吃。

再一个是劳动生产积极性极低。

生产队实行工分制。只要是成年男人,无论体质强弱或年龄大小,无论干什么活儿,农忙时每人每天记10个工分,农闲时记8个工分。女社员一般不到集体田地里干活,偶尔有活干,工分另议。关于出工和收工的时间,规定虽然很明确,晚来,扣分;早走,扣分;但因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队长碍于情面,很难认真执行。总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叫“大帮哄”。既然多劳不能多得,那还有谁肯去多费心、多出力呢?普遍是能糊弄就糊弄;本来用一两天就可以干完的农活,干上三天四天;铲地时花搭板儿带冒锄(方言词,义为该铲的地方铲不到,把野草留下;该用力深铲,却轻轻地在地表一划而过)。你这样,我也这样,反正是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矬子。

三是因体制上的弊端,造成农村、农民的事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必要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几乎为零。这就导致了大队小队的干部差不多是人人损公肥私;普通社员则盗窃集体财物成风,甚至觉得“不偷白不偷”。

我是在15岁那年随家迁至齐齐哈尔市的。14岁之前,曾经亲眼见过自家田里和邻居家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亲眼见过父亲和邻居们是怎样起早贪黑干活的。我本人也曾亲自干过,掰过苞米(即把成熟了的苞米穗子从秆上掰下来放在一起)、shào过毛嗑头(shào:方言词,有音无字。义为用专用的镰刀削下,此词单单用于对毛嗑头。毛嗑:向日葵。毛嗑头:向日葵的成熟果盘)、qiān过高粱(qiān:方言词,有音无字。义为用刀削下,此词单单用于对高粱穗);还代替母亲送过贴晌饭。那时农民们干活,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而今天,我到麦田里看了,社员们割麦子,因粮食不够吃,贴晌饭是彻底免了;每个人伸刀和收刀,都是慢腾腾的,有气无力的样子,可以叫“带死不拉活”(方言词,其义见于字面)。有的社员还把该割下来的麦子故意留着不割,在他身后不远处就有他家的孩子在捡拾麦穗,装进篮子里就归了他家所有了。对于不好好干活跟粮食不够吃二者之间所存在着的简单因果关系,社员们人人都明白;可是,在那样一种体制下,即便想要好好干、想让粮食够吃,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出来。看得出,社员们是有抱怨情绪的,是有抵触情绪的,只是他们谁都不说什么,默默地一天一天往前混。

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其视野,以及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力和理解力,都跟今天的青年学生无法相比;共同的简单、幼稚、盲从之外,更主要的是,他们从成年人那里学会了对消极面上的东西只能看,不能说。我本人呢,并非是在真空里长大的,也学会了“只能看,不能说”,并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亲眼见到的农村、农民问题;不过,心里在想:

“怎么会是这样?”……

因是对高考录取不抱希望,所以心情安稳地在故乡住了一个多月。当时的通讯信条件极差,长途电话需到离村45里远的县城去打,不通公共汽车,连自行车都借不到,只能靠徒步;而邮信,齐齐哈尔至明水县虽然直线距离连400里都不到,发一封信,有时却要在一个多月后才能送达。所以即便心里着急,也没用。约在8月20日前后,从家里过来一位亲戚到故乡,给我带来了录取通知书。

天哪,北大!

这是真真正正的喜出望外,虽然没有像范进中举那样发疯,可极度的高兴心情确实是无法表述的。因是在族兄家,而不是在自己家,不便张扬,遂按捺住内心的喜悦,平静地打点行装,准备返家赴校。

可是天不作美,近三天来连续下雨。当年的黑龙江路况极差,不必说没有沥青路面和水泥路面,就连砂石路面也是难得一见的。土路连着土路,一里远的路面上很可能有七八个大大小小的积水坑。路况如此,由明水县通往乘火车回家所必经的安达火车站,平素虽然逐日有客运班车往来,却是逢雨必停运,一停很可能就要连续个三天五天、甚至十天八天的。离规定的报到日期8月31日只剩下十多天了,不敢再等下去了。幸亏族兄帮我联系到两位同样要经安达火车站外出的乡亲,三人结伴同行,徒步向安达站进发。天已经放晴,虽然路面不能通汽车,来来往往的人还是可以照常行走的。当天走了84里,投店住宿;次日下午遇到了一辆顺路的空马车,付了脚钱,顺利到达了安达站。沿途公路两侧农田里的庄稼及在田里劳动的社员,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跟集发村一样,高粱、苞米、谷子、大豆全是又矮又稀,杂草跟庄稼长得一般高。还有,按当时的耕作习惯,小麦在收割后一周之内,要用犁杖把麦垄豁开,使麦根外露,便于来年正常耕种,这叫“搅麦茬”。可是路边的许多地块里麦茬至今未搅,要么是因为缺少牲口,犁杖没有牲口拉,没有条件搅;要么是糊弄,能搅也不搅。三三两两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也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相伴同行的乡亲中有一个人讲,他的一家亲戚就住在路边这个村子里,这里比集发村还要穷,人多地少,从土改开始,一直底子薄,近两年口粮仅是二三两;更糟的是,上边还硬往村里塞关里来的移民,不留也得留,有任务。他的那个亲戚托他帮忙,想把家搬到集发村去,此刻他正给疏通着呢。我听了,心里想:这不正是一句俗语所说的“屎窝挪到尿窝”吗?农民真难哪!

当晚,登上三棵树开往满洲里的火车抵家。

家里人正焦急地等着我回来。母亲已把我所需要的衣被准备好。父亲每月工资79.5元,全家五口人,正常生活有保障,可是要供个大学生就有点儿难以招架了(当时各级各类学校一律不收学费)。母亲一生有抽烟的嗜好,接到录取通知书便把烟戒了,还把祖父在世时亲手种下并已保存了七八年的优质烟叶卖掉,供我上学用。

当天晚上,我送走了来看望我的同学和亲友,看着母亲为我准备好了的行装……

第二天开始,我马不停蹄地办理各种手续。连续三天,到毕业学校提档案,到区团委换团关系,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最要紧的是去粮食局,一是办理粮食关系一是领出100斤地方粮票。其中的50斤当即换成全国粮票(当时粮票分两种:一种叫地方粮票,由各省市印发;一种叫全国粮票,由粮食部印发。地方粮票仅在本省市使用,到北京无效,必须兑换成全国粮票,兑换时须凭与进京有关的有效证件),随身带着;另50斤寄给老家的族兄。他家里粮食本来不够吃,我却在他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吃了一个多月。我自身的定量也有限,帮不了他;可是自己吃了的,不能不还给他。

办理各种手续到处是绿灯。那个时代尚未出现“同学聚会”、“谢师宴”之类的名词,更没有这一类举动。三五个同班同学见见面、告告别,于8月29日在齐齐哈尔火车站登上了去北京的直达旅客快车,独自开始了人生之旅。

由齐齐哈尔进京的这趟列车途径黑、吉、内蒙古、辽、冀五个省区(彼时天津尚未升格为直辖市,与唐山、石家庄等同归河北省管辖。河北省会在保定市),恍惚记得共经25个小时到达终点。沿途铁路两旁的农田里庄稼同样又矮又稀,杂草丛生;更不可思议的是,大约有五六个地方竟然有大片的平坦良田白白地荒置。此时的苞米已到了灌水期,由于身量矮,决定了穗子必小;而穗子小又决定了秋后的产量不可能高。北方农民是以苞米为主要口粮的,苞米歉收,决定了口粮分配必定有限,看来农民今年和明年吃上饱饭又是不大可能了。同样不可思议的是,铁路两旁有多处苞米地竟然不起垄,矮矮的苞米就是生长在平平的地面上。农谚有“三铲不如一趟”之句,说的是种地只有勤铲勤趟才能多打粮食,而趟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铲。趟!趟!眼前的大片苞米不起垄,表明了这里连一“趟”都不曾做。这肯定不是因为种地的社员不懂得必须起垄和必须趟;而不起垄和不趟只能说明是在糊弄,自己糊弄自己。以上这些我看在眼里,心里想:一个农业大国,这么多主产粮食的省份,农业生产情况都是这样糟,怎么能说是“形势一片大好”呢?

车到北京,天已大黑。学校派来接新生的大卡车早已等在出站口外,新生们上满了,开回学校,我被安排在39斋过夜,并被告知西语系新生在大餐厅报到。

次日,即8月31日,我起得很早。出了39斋,一路打听着,同时观看校园景色。北大,这就是我多年来魂牵梦绕的北大!我将在这里度过4年,然后正式踏上我的人生征途。万事起头难。今天开始的、很可能是决定着未来的第一步,我必须走好。

拐弯抹角到了大餐厅。工作人员递过一本油印的新生名单,整个黑龙江省,全系只有我一名新生,学号6010037。很快把各项手续办完,领到一份《新生注意事项》,同时领到了校徽和空白学生证,由本人贴上照片,填好后另找时间自行到学生科加盖钢印。从那一刻起,我成了北大的一名新成员。

下午,新生在系办公室集合,由团总支书记孙坤荣宣布分班情况。恍惚记得,当时北大外语类共设俄语、西语、东语三个系,西语系分设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五个专业。开学之初,西语系对二年级学生做了相应的调整。初次开设的西班牙语班未能招足名额,从别的专业拨过来4名二年级老生。会上,我被指定为西班牙语班班长和团支部委员。

散会后,由各班自行安排活动。我把全班16名同学带到一块草坪上,说了几句见面话,相当于就职演说。具体内容全然记不得了,不过应该是有点激情的。解散后,班团支部书记ZJS同学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满面笑容地说:

“你行,老王!”

那年我才20岁。Z同学是一名调干,是由别的专业拨过来的老生,估计已有二十五六岁了,习惯用“老”字来称呼别人。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老”字称呼自己,倒也觉得很高兴。(调干:当时从在职人员中抽调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免试带薪进入高校学习,这样的学生叫“调干”。)

当晚,我按离家时母亲的吩咐,给家里写了信,报告了一路平安和今天发生的事。我仿佛看见了母亲因知道我当了班长,高兴得又拿起了放在身边却舍不得再抽的烟袋······

新生入学教育的第一项内容,是由系领导做形势报告。报告结束,布置分班座谈讨论,并提出了一条要求: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政治性的讨论会是由团支部书记ZJS同学主持的,由另一名支部委员LLG同学做记录。发言很踊跃,共同基调是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但同时也听得出,共同的倾向是未能敞开思想。凭了一股子敢为人先的冲动劲儿,我觉得自己是班长,又是团支部委员,方方面面都应该起带头作用;在第一次讨论会上敞开思想了,除了带头作用,还可以使初到一起的同学们了解到咱是个坦诚的人,在日后的4年里,可以相互坦诚相待,营造出共同生活和学习所应有的良好环境。就是这样的一闪念,我把自己先已定下的“只看不说”的原则完全丢在了脑后。轮到我发言时,以自己在故乡和在旅途中观察到的和感受到的属于农村、农民的问题为依据,委婉地谈了农民普遍吃不饱、劳动生产积极性低下、劳动报酬不合理等实际情况,其中还具体提到了我作为不生产粮食的城镇里的居民,反而向生产粮食的农村邮寄粮票的事。发言的当时,脑袋里装的单单是“敞开思想”,竟然意识不到这是在跟“形势大好”唱反调。因为我的发言内容都是实实在在的,从同学们的目光和表情中可以看出,大家对我的发言感到新颖、有见地,也确实是敞开思想了,都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一番畅所欲言大约持续了半小时才结束,做记录的L同学把记录本合上、把钢笔帽拧紧、又轻轻地放在记录本上,在这三个动作连续发出的瞬间,我在高中阶段经历过的一桩往事劈面袭来,使我不由得一阵紧张:

不好,我要惹祸!

当初在高中一年级时,学校组织学生按班级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把每天下午4节自习课集中起来学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学习报纸和相关文件;然后同学们集体讨论座谈,每个同学都要结合实际,谈心得体会,轮流发言。当时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了,但那些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都在被监督改造,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在初中阶段,有位老师张善坤被打成右派,但我认为他是个好老师,语文课也讲得好,很同情他,便以他为例,对反右派斗争谈了些不符合政治要求的看法,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发生在身边的属于社会黑暗面的问题。座谈发言是有专人记录的,各班的记录本一律交到学校团总支。其后有一天,我到团总支办公室汇报工作,室内无人,看见桌子上摆放着的记录本,我找到了本班的那一本,打开翻了翻,看见我的发言里一些不符合政治要求的话都被用红笔画上了横线。一年多后,高中毕业时,红线的作用得到了验证:按学习成绩,按在市报上发表短文、在市文联征文时应征获奖等社会活动给学校争得荣誉的种种条件讲,我在本年级里是公认的第一名;可是,上级拨给本校的一个留苏预备生名额,学校分配给了其他班的一位同学;上级拨来的保送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两个名额,学校分配给了我班的另外两名同学。无论分配给谁,学校必有它的道理;而没有分配给我,据我分析,肯定是因为我在政治思想方面不够纯正,没有做到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具体地说,应该跟记录本上的红线有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进入大学了,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当然要比中学更高;而刚才我的这一番高谈阔论,已经记录在案了,会不会影响到将来的毕业分配,甚至能不能影响到允许不允许毕业?难道这不是要惹祸吗?

但,话已说出,无法挽回了,只能是下次注意了。内心里强烈地警告自己:以后一定得把嘴管住!

开学第二周,学校组织新生到农场劳动。

我对“劳动”二字向来是有感情的,14岁之前曾亲自参加过,许多农活对我来说都不陌生;至于干活时的苦和累,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适应能力,起码,跟一直生长在城市里的同学比,我在这方面的锻炼还是有过的,甚至可以给全班同学做出表率。更主要的是,有机会跟当地社员交朋友,了解一些黑龙江以外的风土人情和生产生活情况,算是社会调查吧,可以给日后写相关的文章积累点素材。这对在校学生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所以内心里充满了期待。

北大的农场在十三陵。学生们乘火车到昌平,然后徒步前往十三陵大队的各小队分散住宿,并在各小队跟本队社员一起劳动。离开昌平,一路上长长的队伍可以叫做浩浩荡荡。西班牙语班是整个队伍的一部分,就连专业课任课教师蒙复地先生和周鹣鹣先生(女)也排在队内。我是班长,自应走在队伍的外面。经过大红门,路边整齐排列着的石人、石马、石兽,因是生平第一次见到,似乎内心里的某种空白得到了填补,心情十分高兴,全然忘却了前几天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以及发言被记在了记录本上的事;所想的是此刻的班长身份,是毕业后的去向,是前人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用“春风得意”来形容,很是恰当。因是得意,跨步也觉得格外轻松、格外高远。当时有一首歌,歌词的前两句是“年轻的人哪,火热的心”,但年轻人的心同时也是既容易冲动、又容易消沉的心······

西班牙语班住在献陵村。生产队长姓杜。这里的农村已经实行了食堂化,分饭不分粮,也就是说社员们的口粮不像黑龙江那样分到各家;而是由生产队统一保管,统一设立伙房,把饭菜做熟,再按定量分给社员。社员们除了生病或家里来了客人,经队长批准才可以把粮食领回家去自己做着吃,平素都要到生产队伙房里把饭菜打回家里吃。当天晚上,同学们拎着从学校带来的自备餐具到伙房去领饭,一碗小米查子粥,稀稀的,里面掺着几根萝卜缨子,外带一个小窝头,一碟咸菜。跟社员同样待遇,无论饭量大小,都是这么多。说“领饭”,是因为来劳动的学生免交伙食费(是否交粮票,记不得了),不知是由学校统一承担,还是由生产队赠送。我端着饭菜往住处走,心里想:“这里比黑龙江还严哪,连在自己家里做饭吃都不允许了。这个法子行吗?”但我并没有说出来。

次日早饭后下地干活。这一天的农活,当地叫做掏老玉米,就是把果实已经成熟了的玉米秸秆用镢头连根刨出来。同学们分成数组。我是班长,自然是带着一组跟杜队长在一起干。来到田里,却见社员们人人各自找各自的位置坐了下来,或是抽烟,或是聊天。这使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在黑龙江,社员们来到田里马上就抡锄抡刀,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里的人却怎么这样稳稳当当地坐着呢?过了一阵子,我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就走到杜队长面前催他:“杜队长,咱们干吧!”杜队长抹搭了我一眼,没吭声,照样抽他的烟。身后一位同学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这叫地头歇儿,是规矩。——不可多嘴!”这名同学是从别的专业拨过来的二年级老生,以前他来过这里,对这些,他懂。听完,我不禁暗中吐了一下舌头:“天哪,这哪里是什么‘规矩’,这明明是名正言顺的怠工嘛!这种群体怠工的方法还真算高明,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不过最好别让黑龙江人学了去。”想归想,我并没有说出来。

地头歇儿歇够了,同学们跟在社员身后不紧不慢地干了起来。虽然跟社员们接触还不满一整天,我却发现在他们心里跟学生之间似乎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用“陌路人”来描述,毫不过分。而自己,开始干活的第一时间就遭到了杜队长的白眼,这表明自己分明是“水土不服”了;再从观察到的具体情况看,食堂化、统一提供的饭菜不能满足正常人的需求、劳动积极性低下,这些现实问题都是我必须绝对回避的,“光看不说”的原则绝对不能改变。所以,我彻底放弃了临来之前心里盘算过的交朋友的想法,也不再把自己当成可以跟杜队长共同商讨劳动事宜的班长了,一切都听他的,他说干什么,我就照着做并转达给同学们照着做;他不跟我说话,我也就离他远远的。还涉及到房东,作为班长,出于礼节,我应该到本班同学们分散住着的各家去跟房东见见面、说几句客气话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去过一家,就连自己的房东,直到离开,他姓什么、叫什么、长得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总之,当时的想法变成了:劳动就是劳动,例行公事,应付过去就算了。

就是这样郁郁闷闷、不紧不慢地干了3天,老玉米掏完了。我无法知道兄弟班级的班长们在这3天里是怎样跟同学相处的和做了哪些工作的;而我自己,为了“不说”,不去跟任何同学主动接触;原先准备在同学中开展的鼓励、引导、谈心等工作自然是什么也没做。

第四天是割黄豆。献陵村的黄豆地就在长陵西侧的围墙之外,如果不是有围墙隔着,犁杖真的就爬到朱棣的坟顶上了。在这里必须交代的是:半个世纪之前的长陵,可不是今天宏伟壮观的样子。凭记忆,围墙倒也完好;不过由围墙圈定的范围远没有今天这样大,不太可能是初建时的规模了。岁月沧桑500年,历经了清朝和民国,遇到过无数次的战乱和兵火,倒了重修,修了再倒,倒了再修,也是正常的事;一次比一次修得小,更是正常的事。围墙的大门已经完全破损,门扇不知去向,只剩下几根又高又粗的檀木门柱支撑着破烂的门楼,柱子上满是又长又宽又深的裂纹。休息时,同学们跑进门里去观看,仅在院子的东南角上有几棵不高的小柏树;西北角,是一座不算高大的孤坟,坟顶上的杂草刚刚被人割走,整个坟头就像是男人们新近剃过、开始生出头发茬子那样的半光不秃的脑袋。——这里就是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的长眠之地。我默默地看着,因是对朱棣的生平知之甚少,故而反倒未能生出前几天路过大红门,看见石人、石马、石兽时那样的充满新奇感的心情来。

割黄豆跟掏老玉米不一样,因为成熟后的豆荚坚硬刺手,须戴一种特制的手套才能割。手套的样子今已忘却,只记得戴在手上很不舒服。闷着头,跟在社员身后割了一天,傍晚收工时,有人领着同学们绕道经过了献陵明楼。看得出,这是特意让外地来的学生们参观一下的。到今天,凭了记忆,长陵那时是光有围墙,没见到明楼,也许是在另一个地方,也许是已经消失;而献陵,明楼基本上完好无损,围墙却是痕迹全无。明楼的墙外有台阶,拾级而上,到了陵的顶部。顶部很平坦,看不出是坟的样子。我生长在松嫩平原上,从未见到过真正的山。此时站在高处举目四望,远山近山、高山矮山,若明若暗,若隐若现,跟从画面上或照片上看山时的感受大不一样。然而看着看着,突然跟几分钟前才离开的长陵纠结在一起了,一种古今兴废的感慨从心底里莫名其妙地生出来,心里烦乱得很,再也看不下去了,径直走下台阶;边走,马致远的小令不知不觉之中脱口而出:

“秦宫汉阙,

都做了衰草牛羊野。

······”

还未背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位中年人的声音:

“你怎么还会背这个?”

我一惊,回头望去,说话的人不是本地的社员,而是专业课任课老师蒙复地先生。他穿着一件黑色皮茄克,表情既不算严肃,又不算随便;既像是无意中顺口一问,又像是想要知道些什么,目光正注视着我。我一时之间有点手足无措了,赶忙回答:

“是我在小时候胡乱背会的。”

这样回答,我真的没有欺骗蒙老师。当初伪满洲国统治东北14年,出版过一些书籍,父亲保存下几本,其中有一本叫《教师之友》,这首小令即出自该书。我因自幼有这方面的爱好,十二三岁时,凡是该书所收的诗词差不多全都背会了;但,充其量只是胡乱背着玩的。背会了,没有遗忘,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在若干年后来到了这个可以看成是“秦宫汉阙”的地方;更想不到竟然会随口背出来、又竟然被一个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

我在回答蒙老师时,对“胡乱”二字是加重了语气的,意在辩白我并非对消极颓废的思想存有偏爱。但,当初在童年时背它,确确实实不懂得什么叫消极颓废、什么叫积极向上;而此刻,20岁了,已经读了10年书了(此处并非误记。故乡在土改时便废除了私塾,1950年才由政府开办公立学校。我入学时已10岁,一次跳级,一次逢到缩短学制,所以读完高中仅用10年),再无“不懂”的道理了。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了消极颓废思想已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有时甚至有悲观厌世的想法;小令在此时此地随口背出,无论怎样辩白,也逃脱不了古人所说的“言为心声”;也就是说,早年的背,是“胡乱地背”;此时此地的背,的的确确是触景生情,是消极颓废思想的真实流露。这肯定是瞒不过蒙老师的。而被任课老师掌握了,其后果,比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被记在记录本上也许会更糟。

因怕蒙老师接下去再问些什么,我急走了几步,远离了他。此时本是沿着台阶向下而行的,脚步却显得十分沉重,跟前几天路经大红门时的轻松、高远的步伐相比,腿变软了。

嘴!又是这张可恨的嘴!说啊说啊,不停地说!在讨论会上说,在杜队长面前说,此刻又在蒙老师眼皮子底下背,难道一定得等到“祸从口出”那一天才不说吗?

一个又悔又怕的夜晚,一个不眠的夜晚,一个开始撼动预想的人生之路的夜晚······

十一

预定的结束劳动的日期到了。前一天下午学校组织学生们到定陵地下宫殿参观。

当时对定陵的发掘尚未竣工,出土文物远未清理完,本不对外开放。只因对北大有特殊的照顾,这一年到此来劳动的新生得以先睹为快了。今仍记得的是,地宫入口处摆放着两口盛满香油的大瓷缸、皇帝和两个皇后并排着的3口棺椁,以及皇帝尸体头上戴着的残存有几茎头发的金丝冠。在地宫里转来转去,一切都新奇,一切都凄凉,心情比在献陵明楼上时还要烦乱。实在不能坚持着再看下去了,时间不长便退了出来。由于先已得到通知,同学们参观完了可以自行返回住处,不必集体行动,我便一个人沿着崎岖的山路,踽踽独行。此时太阳已经偏西,因有不同位置的山头映衬着,显得比正午时分更大、更圆、更红。——咦!《三国演义》开篇词《临江仙》里的“青山”和“夕阳”,难道不恰恰指的是此地此时吗?

说也奇怪,一经想到了《临江仙》,顿时整首词又像在献陵明楼上背小令那样脱口而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谈笑中。”

因是独自一人走在山间小路上,不怕再被认识的人听到;加之上一次在献陵明楼背小令被蒙老师打断了兴头,此时竟是像反扑那样放大声音尽情地释放着激情。嘴里背,心里想:

写这首词的人真正了不起,他把人世间古往今来的人和事看得如此透彻。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也许算得上是个英雄,也许算不上英雄,毕竟统治国家长达48年之久,繁华过后,最终被“淘”在这里数百年了,哪里还有什么“是非成败”可言?而自己,一个不谙世事的初生之犊,幻想着追求前人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姑不论追求到或追求不到;即便追求到了,即便轰轰烈烈了,也逃不脱“转头空”、也逃不脱“尽付谈笑中”。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日复一日、谨小慎微地去追求呢?

严格说来,此刻我已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转折,只是迟早间的事了。

进村后,迎面遇见了杜队长,彼此道别。

十二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系里安排各班选举正式班干部。我落选,本已是预料中的事。

接下去,正式开课。专业课很紧,蒙、周两位印尼归侨专业课教师十分认真,同学们也很努力。天不亮,宿舍附近的草坪上和角落里满是背单词的同学。而我,失眠已经多日了,头脑里昏昏沉沉的,根本不起反应。回想起前几年记俄语单词,用上三五遍就记住了;而现在背西班牙语单词,十遍八遍也记不住。更主要的是,一直担心着的二年前患过的神经衰弱复发了。支撑着,支撑着······

很快便到了国庆节。全校同学徒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和同来的高级将领奈温。万众欢腾的场面至今不忘。因是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庆祝大会,所以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得记上一笔。

不久,中秋节到了。北京市对居民们每人供应半斤月饼。当时在北京平日是买不到月饼的。明月东升,我带着月饼和水杯从宿舍出来,找一个无人来往的地方坐下。佳节思亲,古今一理。我此刻所在的地方是北大,而就区位和心情而言,其实是王维诗的开头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关键在于一个“独”字。本年进京的同班同学有三名:两名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位置在端王府;一名在北京体育学院,离得都很远,很难见上一面。本年所招收的新生,全西语系只有我一个人来自黑龙江,连乡音都听不见。20岁,第一次离家数千里,面对着的是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寂寞孤独是可想而知的。更要紧的是,班长落选,这表明了必须走好的第一步先已实实在在地跌了个大跟头,用“雪上加霜”来形容,绝非夸张。但,如同一句俗语所说的,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生活还得继续。我望着天上高悬着的明月,想念着远方的亲人,品尝着从未吃到过的北京月饼心里很不好受……刚刚迈进大学大门一个多月,讨论会上不符合政治要求的发言已经被记录在案了,消极颓废思想也已经暴露给任课老师了,班长落选很可能就是此二者的直接后果。口过倘若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怎么能够保得住日后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缘由,不去再一次、再两次、再三次地胡咧咧些什么呢?

记起当初在高中阶段,学校里有个教工叫刘克恭,听说是安徽某大学的学生,恃才傲物,尚未毕业,因为说了些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话,被定为右派分子,遣送来黑龙江,又安排在我校当教工。脏活、累活由他全包下来自不必说,还要不定时地接受学生们的批判和斗争。某年暑假,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我亲见校宣传队抬着小黑板流动宣传,上面写的是:

“右派分子刘克恭,手扶铁锹磨洋工······”

大学不是中学了,对每个学生所应具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表现自然要有更高的要求。站在客观的角度讲,自己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在献陵明楼上背诵“衰草牛羊野”,无论让谁来评判,都够得上“上纲上线”了。有了这两件事垫底,此后如果再稍有错步,会不会成为刘克恭第二?

还有,父母供养我到20岁,而今又节衣缩食供我念大学,万一我毕不了业,或者毕业后去被监督改造,那时我将如何面对家人?

······

月亮在西沉。远处传来了同学们的说话声和欢笑声,早就过了就寝时间,该回宿舍了。几秒钟之内,我把思路停了下来,转而回想到,初中毕业那年齐齐哈尔市成立了中医学校,父亲主张我去学中医,被我拒绝了。现在,既然追求前人所未有的生活方式面临着艰难险阻;那么,就像古人所说的“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吧。最终决心下定,站起身来,自己对自己说:

“到此为止,换路!”

回到宿舍,蒙头便睡。第二天找到了因病休息的班主任周鹣鹣老师家,递交了休学申请书,理由是:神经衰弱复发。

十三

北大,绝不是谁想要来谁都来得了的地方,同时也不是谁想走谁就可以随便离开的地方。办理因病休学必须提交疾病诊断书。我到了当时北大的公费医疗定点医院——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以前曾来这里就诊过数次,专职的公费医疗门诊医生给我开过都梁丸和清脑丸,都是该院自制的治疗神经衰弱的中成药;但这次我请他给开诊断书,他显得很慎重,眼睛注视着我,说:“你自述病史是在高中时就发病了,那你怎么还能考上北大呢?这有些不正常,诊断书我不能给你出。”再无商量的余地了,当晚我给父亲打了长途电话,告知了我的决定。父亲先是坚决不同意,后来听我说到班长被选掉了,凭着他老人家的政治敏感性,不再反对了;次日到我前几年就诊过的医院讨来了病例,专函给我寄来。我交到系里,系里按当时的规定,以保留学籍一年论,批准我离校;并告知我,一年后经本人申请,再经体检合格,可以复学。

当天上午,我把离校的手续全部办完。来时带来的,除去录取通知书,都得带回去。我先已约好了一位高中时的同学,他来帮助我把行李收拾好,再代我到火车站买票并托运行李。晚8时左右,同寝室的同学们都去上自习了,我把寝室的地面彻底扫了一遍,把由每个同学自行保管的开寝室门的钥匙放在显眼的地方,锁好寝室门,走出楼门,前后左右最后一次望了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心里无限怅惘,低声说了句:“别了,北大!”出东校门直奔火车站。时间是1960年10月19日。


选自2015年3期《伊金霍洛》


作者地址:济宁市任城区州后街6号楼1单元601室

电话:15553777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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